1月22日清晨，家住北京西城區月壇街道的肖明，還沒起床就聽到了居委會工作人員在用大喇叭通知居民去做核酸檢測。她從窗戶往下一瞧，發現一夜之間，樓下竟然已經搭起了用于采樣的帳篷。當天上午8時50分，當一位在北京西城區金融街工作的小伙子走到離單位最近的檢測點時，發現隊伍已經圍著寫字樓繞了三圈，大約挪動了一個半小時后，才輪到自己采樣。

盡管北京最近的疫情幾乎都集中于南部的大興區，但此輪沒有“中招”的東城與西城兩區卻毫無征兆地啟動了為期兩天的全員核酸檢測。根據專家分析，北京此舉可能是出于對變異病毒的擔心，加之目前溯源工作也沒有完成，只能擴大檢測規模。

1月24日傍晚，西城區公布了過去兩天檢測的結果：檢測了113萬人，初篩到1例陽性樣本，為境外輸入病例復陽所致。中國式的硬核防疫，讓“核酸檢測”這個原本生僻的醫學術語深入人心，成為年度關鍵詞。

而體外診斷行業投資者與檢驗科醫生們，則將此看作“市場教育”的好機會。反復的、動輒上百萬、上千萬人的核酸檢測，讓PCR基因擴增實驗室在全國遍地開花，造就了一批上市公司與福布斯富豪榜新貴。

從“堰塞湖”到每天可檢1億人

在2020年之初，由于供應量不足，核酸檢測一度成為武漢疫情防控的“堰塞湖”。當時，即使在武漢之外的地區，想做核酸檢測也沒有那么容易，個人只有出現發熱等癥狀，去發熱門診就診才能檢測，更多時候，只能以單位團體預約的形式來組織。但從去年夏天開始，個人檢測在國內普及，甚至不用提前預約，到了檢測點，交錢、采樣，整個過程20分鐘就可完成，幾個小時之后就能拿到結果。

一張陰性結果的新冠核酸檢測報告，再加上綠碼，逐漸成為新的“通關文牒”。有了它，出差、返校、住院、送外賣……都可以通行，而這一轉變，都是在短短一年內完成的。

核酸檢測，在業界也叫分子診斷。1983年，美國科學家凱利·穆利斯發明了PCR(聚合酶鏈式反應)，這是最成熟的分子診斷或者說核酸檢測技術。利用PCR技術，將病毒核酸復制、擴大到幾十萬、幾百萬倍，然后通過一種熒光探針來捕捉。當擴增后的病毒濃度達到一個臨界值時，就會產生熒光信號，意味著樣本中被檢測出攜帶新冠病毒。

肖艷群是上海市臨床檢驗中心細胞分子遺傳學與分子病理研究室主任。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共有9000多人在上海臨床檢驗中心完成培訓拿到PCR上崗證，加入到上海的新冠核酸檢驗工作中去。目前，上海共有120多家PCR實驗室，其中有70多家都是因檢測新冠而新增。

過去，很多基層醫院沒有開展核酸檢測的能力。去年4月，國家衛健委要求，所有縣區級以上疾控機構、二級以上綜合醫院要抓緊進行改造，在短時間內形成核酸檢測能力;去年8月，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提出，到9月底前，縣域內至少一家縣級醫院具備核酸采樣和檢測能力。

在這個大背景下，各地掀起PCR基因擴增實驗室建設潮。在山西，到去年8月，該省區、縣已全部具備核酸檢測能力，其中108個縣完成PCR實驗室建設，能開展新冠核酸檢測的醫療機構從最初的14所增加到174所，一天最大檢測量達到7.4萬人份。

在這一輪公衛基建潮中，河南省縣級市汝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拿到了500萬元的經費，其中300萬都投向了PCR實驗室。該醫院檢驗科主任王軍說，過去，他們沒有全自動核酸提取儀，提取環節要手工操作，在這筆錢的支持下，去年12月，他們斥資40萬元購置了一臺全自動提取儀。

對此，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檢驗科檢驗員劉為勇說，在疫情之前，即便是武漢的協和醫院、中南醫院這些大三甲醫院，也都沒有這種全自動核酸提取儀。

在2015年~2019年間，國內分子診斷供應商圣湘生物的PCR相關儀器銷售了不到1000臺，但在2020年一年，這一數字漲到了6000多臺。投資了很多新冠相關醫療公司的普華資本董事總經理何騰龍透露說，國內一些PCR儀器廠商的訂單已經排到了后年。

檢測方法也在提升。武漢“十天大會戰”時，首次采取了5合1的混檢法，即五個人的咽拭子標本混在一個檢測管里面進行檢測。從7月23日開始，遼寧省新冠檢測專家組組長劉勇又研發了10合1混采檢測技術。緊急情況時還有緊急手段，比如華大基因的氣膜艙“火眼”實驗室，以及各種應用于機場、室外的移動方艙實驗室。

所有的這些努力，使得中國核酸檢測的能力迅速提升。有媒體計算，即便是春運返鄉的人們需要人手一份核酸報告，現在的檢測能力也足以應對需要。新冠試劑盒也早已產能充足，甚至過剩，從去年3月起，已經有很多公司向國外市場銷售試劑盒。

1月13日，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介紹，全國共有8437個醫療衛生機構可以開展核酸檢測，在不采用混檢只用單管檢測時，每天能檢測1255萬份樣本。這兩個數據，與去年3月底時相比，意味著：可開展核酸檢測的醫療機構增加了4倍，可以檢測的樣本數量翻了10倍。在極端情況下，按照10：1的混檢法，中國每天可檢測1億人次以上。

找出每一個病毒

核酸檢測、流調追蹤、隔離治療、“動態清零”，是中國進入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的一套組合拳。而核酸檢測的規模，則在實踐中不斷擴展。

國內最早的一次全員核酸檢測，是武漢的“十天大會戰”，雖然這次最終用了19天的時間。在去年6月的北京新發地疫情中，北京政府也提出來要對全市2000多萬人開展核酸篩查，但當時專家反復多次建議，覺得沒有必要，于是核酸篩查到了1000萬人左右就停了下來。

中疾控首席流行病學專家吳尊友此前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從控制傳染病傳播流行的科學角度來說，全員檢測確實沒有必要。但這種專業判斷存在1%～5%的不確定，這種不確定性，會讓大家心里沒底。“做了核酸篩查以后，老百姓和行政官員心里就踏實了。”

在這種邏輯下，全員核酸檢測逐漸成為新的常規操作。2020年9月18日，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強調，秋冬季新冠肺炎和流感等呼吸道疾病交織疊加，防控任務艱巨，確保人員、設施、物資、能力到位，一旦發現聚集性疫情，在5~7天內完成所在地區全員核酸檢測，最大程度控制疫情擴散蔓延。

在青島，去年10月中旬時，14個感染者引發了這座城市約1090萬份的全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此后不到半個月，新疆喀什也出現了疫情，當地也很快完成了全地區全員核酸檢測，總人數約474萬人，部分縣區甚至開展了四輪核酸檢測。之后，內蒙古滿洲里、大連、沈陽、北京順義、河北石家莊和邢臺等地均開展過多次全員核酸篩查。

盡管“揪出”病毒的決心是強烈的，但總有病毒躲過篩查。假陰性的問題早在去年武漢疫情期間就已引發熱烈討論，但直到現在，依然不時有感染者要做了好次核酸檢測才能被發現，漏檢依然無法避免。就在此次河北疫情中，有人做了5次、8次甚至11次核酸檢測才確診。

多位專家認為，檢測試劑盒不能為這一問題“背鍋”。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檢驗科劉為勇就表示，在武漢疫情早期的時候，因試劑盒審批上市比較倉促，可能靈敏度比較差;再加上感染人數太多，采樣人手不足，樣本沒有采到位等原因，使得假陰性問題在當時一度非常突出。

但劉為勇指出，去年以來，試劑盒的靈敏度一直在不斷驗證、優化，到如今，這方面的提升空間已經不大了。假陰性問題更多與檢測的其他因素有關，如采樣部位、患者病程等。比如，感染者在剛剛發病的1~3天之內為急性期，陽性率就很高，但隨著病情發展，鼻咽拭子的檢出率會有所下降，要到病程晚期才再次更容易檢出。

肖艷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三四月份，她所在科室對國家當時批準的新冠檢測試劑做了一次評估，發現它們之間的靈敏度差異可以達到16倍，最低的能檢測到每毫升200個拷貝的病毒，最高的要到7000多個拷貝才能檢測出來。到了11月，實驗室又對上市的20多個試劑盒中的17款進行了評估，發現靈敏度差距已經明顯縮小。

每毫升樣本能夠檢測的拷貝數量越低，說明試劑盒靈敏度越高。國家衛健委在2020年12月30日的一份文件中建議，醫療機構應選用能檢測到500個拷貝以下的試劑盒。從當時獲批的21款試劑盒的說明書來看，只有一款的靈敏度達不到這個要求。

體外診斷行業知名評論員、深圳博德致遠公司CEO楊奇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提高核酸檢測的準確性，這一年專家們開了很多次學術討論會。業內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個結論：無論技術如何改善，由于種種原因，漏檢率可能仍會高達20%~50%。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在檢測環節下功夫。一種做法是，增加大規模篩查的次數。比如，石家莊在1月6日~9日完成了全城1025萬人的首輪全員檢測，發現354例感染;到了1月14日傍晚8點，又完成第二輪全員檢測，發現陽性病例247例。而在感染者比較集中的石家莊藁城區，當地已經在1月15開始了第四輪核酸檢測，石家莊則在隨后的20~22日三天里，又進行了第三輪全員檢測，檢出陽性結果30例。

一旦發生局部疫情，核酸陰性這一通行證的有效期就變短，人們需要測核酸的頻率就陡然上升。在香港疫情高發時，去年8月5日，深圳與珠海疫情防控指揮部就要求，從香港入境的人士，須持有1日內生成的陰性報告，此前這一有效時限為3天。1月上旬，黑龍江省綏化市望奎縣發生疫情，當地政府就規定，如需離開綏化市，須持3天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1月9日，北京順義區報告了新發病例，當地多個小區封閉，人們出入社區需持兩天內的核酸陰性報告。

檢測的方式也在升級。1月19日，北京大興有一個9歲學生確診，他所在學校的全體學生、教職工等人進行了鼻咽拭子、口咽拭子、肛拭子及血清檢測。為何增加肛拭子這一項?感染科專家解釋說，這是為提高檢出率，降低假陰性的概率。去年3月，臨床曾發現出院新冠患者復陽人數較多的現象，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黨委書記盧洪洲就表示，上海的新冠患者出院標準更嚴格，其中一項標準就是肛拭子核酸檢測為陰性。

中國到底做了多少核酸檢測?或者問：中國還有多少人沒有做過核酸檢測?目前并沒有這方面的系統統計。只有一個相關數字，在2020年9月29日這一天，美國的核酸檢測總量越過1億人份大關，位居全球第二。但總量最多的，卻仍是確診病例數與美國相比已是微乎其微的中國——核酸檢測量高達1.6億人份。

這些數字很抽象，但是現在，當在北京的人們用滴滴叫車后，最先跳出的一個頁面上寫著“司機7日內核酸陰性”，這意味著，核酸檢測已經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國內疫情初期的至暗時刻，用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是新冠患者，恰恰相反，現在，它被用來證明一個人不是新冠患者。

造富神話與價格跳水

2021年1月20日，國家衛健委提出，春運期間，從外地返回農村地區的人員須持7日內核酸陰性證明，并居家隔離14日，每7天開展一次核酸檢測。這個消息旋即引發熱議。

當“新時代的鄉愁”等各種段子引來網友笑聲時，產業界正摩拳擦掌。在這個消息發布的次日，即1月21日，在新冠肺炎檢測概念板塊的24只個股中，有23只應聲上漲。有證券公司指出：春節總體核酸檢測需求量為6億次，試劑盒廠商將有150億元~300億元市場;能為檢驗機構帶來600億元~1200億元的市場增量。

因為疫情，2020年是醫療器械板塊的高光年。近期公布2020年業績預告的31家相關上市公司中有29家業績均為增長。明德生物、達安基因、東方生物等涉及到新冠檢測的公司都有1000~2000倍的凈利潤增長。疫情對于普通人來說是“黑天鵝”，但對于另一些人卻是風口，比如戴立忠。

2008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生物化學博士后，并在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核酸試劑公司工作的戴立忠回國，在家鄉湖南創立了圣湘生物。一開始，圣湘生物的銷售額只是幾千萬元左右的級別，但每年都有30%左右的增長，直到去年實現了大爆發。這也體現出核酸檢測行業的發展趨勢：體量小，但增長快。

圣湘生物以診斷試劑、儀器、第三方醫學檢驗服務為主營業務，預計2020年實現6375%～7008%的凈利潤增幅，是該領域漲幅最高的公司。2020年8月28日，圣湘生物掛牌上市，被稱為“抗疫第一股”，這讓戴立忠的財富市值超過150億元，躋身福布斯億萬富豪隊列。

中國的體外診斷企業規模不算大，競爭格局比較穩定。以圣湘生物為例，盡管2020年凈利潤增幅看起來7000倍左右的漲幅，但絕對值也只是26億元左右，而2018年和2019年的凈利潤基數分別只有600多萬元和4000萬元左右。

何騰龍曾經在華大基因工作，他說，1990年代中后期，國內一些企業抓住代理羅氏等企業進口PCR儀器的機會，開發相配套的核酸檢測試劑產品，很早就實現了核酸檢測試劑的國產化。現在國內公司的儀器也做得比較好，總的來看，中國的PCR技術并不滯后歐美多少。

核酸試劑技術門檻并不高，一些科研能力強的實驗室也能自己研發試劑盒，何騰龍說，主要就是審批麻煩，這也是這一行業最主要的門檻。致病性病原體相關檢測試劑，屬于體外診斷試劑的第三類，也就是醫療器械中的最高審查級別，正常情況下，審批至少要2~3年。

核酸試劑市場雖然量小，但是利潤高。2019年，圣湘生物核酸檢測試劑銷售2.29億元，占總營收比62.56%，毛利率高達82.19%，核酸檢測試劑是該公司的核心利潤來源。

“核酸檢測能便宜點嗎?都做三次了，要破產了。”一位成都的網友調侃，因為近期要做一個小手術，醫生開了單子讓他去做核酸，價格是130多元。在另一端，試劑盒供應商們卻在喊：價格太便宜，無利可圖了。

盡管國家醫療器械集中采購的“火”還沒有燒到體外診斷領域，但因疫情原因，新冠試劑盒提前進入了集采。福建于去年5月初完成了新冠核酸試劑的集采，四家中標企業的成交價在16元~20元之間，比集采前便宜了80%;類似的，在最先開始新冠試劑盒集采的湖北，核酸試劑盒的價格也下降了81%。

去年4月末，安徽省將核酸檢測價格從400元下調至220元，到了7月，安徽再次下調收費，最高限價為60元;同年6月，重慶市降低新冠檢測費用，單次最高限價為50元，試劑盒降至25元，做一次核酸檢測的費用在75元……北京、上海、江蘇、天津等地也已下調至120元每人/次。

“一開始就跟賣水一樣的(賺錢)。”一位業界人士說，但集采過后，降價比較狠，拿到多個省份訂單的公司，就占據了市場，沒中標的可能就賣不動了。戴立忠也說，“說老實話，集采還是挺殘酷的，現在試劑盒利潤很薄，微乎其微，小企業的生存越來越難了。如果一個小公司主要就靠幾個產品的銷售額，創新能力又不行，那在這場競爭中很有可能會被整合甚至淘汰掉。”

下一步往何處去

新冠檢測中，主要用到的檢測手段包括抗原、抗體與核酸檢測，前兩種都屬于免疫檢測。核酸陽性能直接證明病毒的存在，而抗體、抗原的檢測是間接的，只有在感染后的特定時間段能夠檢測到，因此，核酸檢測仍是公認確診新冠肺炎的“金標準”。當PCR各個環節操作得當的時候，它的靈敏度幾乎是100%。

但楊奇賢也指出，跟免疫檢測快速驗孕、抽血查生化這些十幾分鐘就能完成的檢測相比，分子診斷還是太慢了，需要幾個小時，而改進這一環節的難度很大。

快速、高效的檢測，對美國這樣深陷疫情的國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去年8月，美國FDA批準了體外診斷行業的巨頭、美國雅培公司的新冠快篩檢測卡的緊急使用授權。該檢測卡外表像一張信用卡，使用起來非常方便，不需要任何設備，在15分鐘內出結果，且僅需5美元。

還有一種辦法是發動人們自行采樣，從去年11月開始，美國陸續有一些州把采樣套件分發給居民，然后再郵寄到檢驗室。不過，這出現了一些問題，包括采樣無效、很多人領回家套件又不寄回去等等。FDA去年11月17日還批準了第一款家用新冠檢測套件的緊急使用授權，使用者利用鼻咽拭子采集樣本后放到小瓶子中，接著將小瓶子插入一個小型檢驗裝置，30分鐘內會亮燈顯示使用者結果。

這些方法聽起來更加簡便易行，中國是否也可應用這些辦法?多位專家指出，這些產品都是采用抗原檢測的原理，不屬于核酸檢測，靈敏度不高。比如，雅培的新冠快篩檢測卡，如果在感染者出現癥狀的一周內采樣，靈敏度能夠超過95%，但在一周以后，就驟降到75%。不管是靈敏度不高還是人們可能會瞞報、謊報等因素，以上方法都很容易造成漏檢，而對于正在“死磕”檢出率的中國來說，這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同時，因為中國疫情控制比較好，人們就算去醫院或第三方機構檢測，在途中感染上的概率也不大。楊奇賢說，對于很多無癥狀和輕微癥狀的感染者，美國的做法是讓他們居家隔離，病情嚴重時再去醫院;但中國是一發現就立刻隔離，所以也不會批準這種在家自檢產品。

戴立忠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他剛剛回國那會兒，國內配置一個PCR實驗室，基本上以進口儀器為主，需要150萬~300萬元，而且不少核酸檢測項目做一次需要近千元。后來，隨著分子診斷越來越國產化，這個成本降到了幾十萬元，核酸檢測費用也下調不少。但它依然沒有那么普及。在美國、比利時、韓國等多個國家，無數創新公司的目標就是生產便攜化的PCR設備。

截至1月21日為止，中國新冠疫苗已經接種超過1500萬人次。隨著免疫屏障的逐步建立，疫情防控的主戰場將從核酸檢測、隔離治療等逐漸讓位給人體的免疫力。當疫情的大潮退去，轟轟烈烈的分子診斷領域會出現“哀鴻遍野”的狀況嗎?

多位受訪者認為，這肯定是個短期生意，雖然新冠核酸檢測的需求不會消失，但就像流感檢測一樣，未來只是一個常規診斷項目。以此為契機，人們看好分子診斷的未來。

全國衛生產業企業管理協會醫學檢驗產業分會會長宋海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便疫情過去了，精準醫療的需求是剛性的。過去受條件限制，分子診斷基本上都在大醫院，現在實驗室建立了、儀器設備有了，那開展更多檢測項目就不應該有問題。

由該協會等組織撰寫的《中國體外診斷行業報告(2019年)》中，2017年~2019連續三年里，在協會幾千個成員企業中，多數都認為未來3~5年體外診斷里最具發展潛力的產品線就是分子診斷。

分子診斷的業務有兩種，一是感染性疾病的病原體診斷，比如，乙肝、丙肝、甲流、乙流、HIV、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常見的病原體鑒定;二是基因檢測，比如遺傳病篩查、癌癥病人精確突變，還有一些藥物適用性的突變位點檢測等等。

何騰龍所在的投資公司以前在分子診斷領域只投了一些上游的原料公司，但現在打算在這個產業內做更多的投資布局，包括儀器方面、核酸試劑，還有一些檢驗公司。這倒不是疫情下的機會主義，他說，“2019年開始，業界已經看到了它有蓬勃發展的跡象。”

戴立忠描繪了那個核酸檢測普及化的世界：且不說動植物、食品這些領域，就拿醫療來說，核酸檢測涉及預防、診斷、精準治療、個性化用藥、遺傳病檢測等等。當核酸檢測像抽血化驗一樣簡單、便捷后，它更像是一個日常檢測，比如，在公衛領域，結核桿菌、癌癥等疾病的早篩、早防，可能會越來越多，他認為，“只要解決了可及性，市場潛力是沒有天花板的。”

(文中肖明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