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財經5月22日訊(記者 曾薔 實習記者 劉儀)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央行參事周振海提交了《關于加快推進數字普惠金融全面發展的政策建議》。他建議，將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深入融合，加快推進數字普惠金融全面發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明確了健全完善金融體系、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重點和方向。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對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尤其是增加服務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供給，進一步作出了總體部署,對普惠金融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近年來，盡管我國普惠金融發展迅速，取得良好成效，但傳統普惠金融發展模式仍然面臨商業可持續性差、供需難匹配、“最后一公里”難以打通等一系列全球性難題。當前，以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數字技術主導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方興未艾，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深入融合產生了數字普惠金融。數字普惠金融深刻改變了普惠金融發展方式，為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和快速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強大動力，在有效破解金融排斥問題，解決三農、小微企業金融困局等領域具有巨大潛力。因此，為健全普惠性現代金融體系，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建議加快推進數字普惠金融全面發展。

基于上述前置條件，周振海認為當前加快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是必要且可行的。

一是有利于抓住數字技術革命機遇健全普惠性現代金融體系。當前，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3D打印等數字技術主導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正在全球范圍內深入發展。數字化轉型是本輪新技術革命下生產方式變革和生產體系調整的主要方向。這個趨勢對金融業發展影響巨大。2019年9月6日，人民銀行發布《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劃(2019-2021年)》指出,金融科技已經成為普惠金融發展的新機遇。與傳統普惠金融服務主要依賴金融機構和物理網點開展業務不同，數字普惠金融依靠移動終端和大數據分析等核心數字技術，有助于突破行業界限，打破“二八定律”盈利模式，開辟金融業務長尾市場，讓更多受到金融排斥群體能夠享有金融服務，大幅提高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和覆蓋面，促進健全更具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

二是有利于為破解傳統普惠金融業務核心難題提供新的方案。從小額信貸、微型金融到傳統普惠金融，金融機構始終面臨一些依靠傳統技術難以解決的核心難題，如道德風險與違約風險、逆向選擇和商業持續性等。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在金融領域廣泛應用，金融業務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加速推進，為破解普惠金融發展核心難題、突破傳統普惠金融瓶頸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取得了明顯成效。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指出，數字普惠金融具有巨大潛力。2019年10月，人民銀行等六部委正式批復在重慶市等十省市開展金融科技應用試點，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在金融領域廣泛應用。2020年4月27日，人民銀行支持在上海市等6市(區)擴大試點，探索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賦能金融“惠民利企”，紓解小微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等痛點難點，著力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

三是當前我國加快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條件更趨成熟。2016年，針對全球新技術革命發展背景，國務院印發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提出，要提升金融機構科技運用水平，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信息技術發展普惠金融。在2016年杭州二十國集團峰會上，人民銀行積極推動出臺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該文件成為推進全球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2017年，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發布了《G20數字普惠金融新興政策與方法》，2018年出臺了《G20數字普惠金融政策指引：數字化與非正規經濟》，積極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金融科技藍皮書：中國金融科技發展報告(2019)》研究表明，我國已有接近50%的金融機構開始運用云計算技術，人工智能已經成為金融轉型升級的重要生產力，商業銀行數字技術開發和運用能力不斷成熟、產品創新和客戶服務水平不斷提高、風險防控數字化程度不斷增強、數字普惠金融生態不斷完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當前我國加快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條件更趨成熟。

周振海認為，加快推進數字普惠金融全面發展，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按照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總體規劃，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歷史機遇。為有效推動數字普惠金融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周振海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做好頂層設計，加強基層試點。建議統籌規劃新時代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框架,將加快數字普惠金融全面發展納入國家“十四五”金融業發展規劃，盡快制定產業支持和財稅支持政策，營造數字普惠金融良好政策環境。同時，考慮逐步擴大數字普惠金融試點范圍，通過大量的基層實踐和創新試錯，逐步找到真正管用符合實際的辦法措施，為完善頂層設計提供更加可靠的現實依據。

二是平衡風險創新，改進金融監管。建議針對數字普惠金融特點，處理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構建以風險為導向的監管框架，加強行為監管和功能監管。探索借鑒“監管沙盒”方法，在小范圍、可控的環境下建立試驗和創新框架，既包容創新又能較好防控風險。夯實金融機構主體責任，要求金融機構將“負責任金融”理念貫穿經營始終，結合數字金融產品特點，健全相關業務操作規范及內控制度，強化信息披露和風險提示，完善金融消費者投訴和處理機制，切實保護消費者數據和資金安全。加強數字化監管能力建設，研發基于數字技術的監管平臺和工具，采用人工智能手段實現監管規則標準化、數字化和程序化，強化監管滲透的深度和廣度。

三是破解難點痛點，構建良好生態。加快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建議堅持問題導向，著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難點痛點問題。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在于打好脫貧攻堅戰，要積極探索利用數字普惠金融打破農村金融困局，助力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加快推進數字普惠金融全面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應健全金融法律法規制度，加強金融標準建設，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構建普惠金融相關參與方良性互動、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良好生態格局。

四是加強金融教育，提升金融素養。加快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為廣大農村和弱勢群體帶來“數字紅利”，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消費者只有具備一定金融知識技能，才能更好地利用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工具，否則會由于“數字鴻溝”，造成或擴大金融排斥和機會不平等。建議進一步加強金融知識普及教育，尤其是加強偏遠農村地區的金融教育水平，提升農村金融消費者和其他普惠金融服務群體的金融知識水平和金融素養，將更多經濟主體納入金融服務體系,享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