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成圖片侵權“重災區” 多方亟待找“藥方”

自打大學畢業后，王玥(化名)就一直與圖片“打交道”。第一份工作是在某網站做圖片頻道的編輯，第二份工作是在北京某市屬媒體做攝影記者，第三份工作是在一個公司做國產手機的鎖屏推薦。用她自己的話說：“從侵犯別人的版權，到別人侵犯我的版權，我都是經歷者。”

攝影師維權不易

說起網絡圖片侵權，王玥還遇到過一個比較戲劇化的故事。

她在做編輯時，有一次為了更新頁面，從某自由攝影師的博客上“扒”了幾張攝影作品。過了兩三天后，那位自由攝影師給她所在的頻道打電話，正巧是她接的。

“我怕他管我要版權費，趕緊道歉。這位自由攝影表示如果能把圖片撤掉，就不追究責任了。沒想到3年后的一天，已換了工作、成為攝影記者的王玥突然發現這位自由攝影師也應聘到自己的部門，竟和自己成為了同事。說到當年的“侵權”事件，兩個人都有自己的無奈。

王玥做圖片編輯時，有點擊率和更新頁面數量的考核指標要求，而每天合規的、可供轉載的圖片又相對較少，所以她有時會抱著僥幸的心理去網上“盜圖”。

那位自由攝影師也有自己的苦衷，這也是王玥做了攝影記者以后才體會到的。“圖片被盜后，個人維權比較難，耗時、耗力，往往最后才拿到幾百塊錢，還不夠付律師費的。”也正因如此，很多攝影師圖片被侵權后選擇了沉默。

攝影師李賀也有著類似的經歷，他對于此事的態度也比較有代表性。他說：“自媒體時代，有時候自己拍的圖片指不定就在哪個公號里看到。如果是給單位拍的作品被侵權了，往往還有法務部出面維權。倘若個人作品要維權就很麻煩，首先要找律師，其次就是開庭，在法庭上一番唇槍舌戰，通常也就拿回200元錢。”

“這點錢還不夠付律師費，而且過程也太耗精力，所以只能忍氣吞聲。”他說。

時代發展伴隱憂

從膠片相機到數碼相機再到現在的智能手機，拍攝照片變得越來越便捷。然而，與此相伴的，則是盜圖也變得越來越容易。

“右腿骨折過”是中國專業攝影門戶網站——蜂鳥攝影論壇紀實版的版主，也是有著20多年攝影經驗的云南某報社的記者。他說：“以前用膠卷拍照，底片仍留在攝影師手里。如果沒有底片很難盜圖，除非翻拍。而翻拍出來的圖片又十分模糊，效果不佳，所以侵權的人很少。但數碼相機時代不同，由于沒有底片，圖片從網上下載就可以。雖然圖片并不是高清大圖，但放小點不影響使用。現在新媒體當道，也不要求圖片大、清晰，所以盜圖的人就更多了。那些自媒體公號，只求圖片好看，完全不管是否侵權。所以，我個人感覺近年來的圖片侵權沒有減少，反而逐漸增加。”

和其他攝影師一樣，“右腿骨折過”也和一些視覺資源供應商簽訂了合作協議，一般情況下每張圖片售價幾十元，攝影師和供應商按一定比例分配。“這些年的賣圖收入不升反降，侵權愈演愈烈，這和媒介發展有很大的關系。”

一些業內人士認為，自從手機可以拍照后，很多新聞事件的照片是普通人拍攝的，而不像以前是由攝影記者拍攝。比如這次九寨溝地震，第一時間發出的現場照片都不是攝影記者用單反相機拍攝的，而是游客用手機拍攝并發布的。而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最開始時幾乎所有的現場圖片都是攝影記者拍攝的。

據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統計，2015年至2017年上半年，海淀法院圖片侵權案件的增長量非常大。從訴訟糾紛的數量看，相當于兩年時間翻了3倍。

多方亟待找“藥方”

“一圖勝千言”“有圖有真相”是很多自媒體公號的“吸睛寶典”，圖片也成為其“必備佳品”。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并未為這“佳品”付上拍攝者應得的報酬。

中國版權協會駐會副理事長王自強從事版權行業已有30多年，他說：“圖片行業的地位很尷尬，最新的互聯網版權報告竟然就沒提圖片版權的問題。而實際上，圖片的侵權率在眾多作品類型中位居第二。”他認為，隨著照相手機的普及，人人都是攝影師的時代已經到來，圖片的價值也日益凸顯，但這些價值并沒有轉變成真正的圖片生產力，大部分價值被盜版搶走了。

視覺中國創始人柴繼軍也曾表示，現在有1700多萬個公眾號。其中700萬機構運營的公眾號在使用圖片上大都不規范，盜版情況突出，大部分配圖都是隨便從網上下載的。“如果700萬個公眾號每年花2000元購買正版圖片，這個行業每年就能達到20億美元的規模，潛力很大，但潛力還沒有變成現實。”柴繼軍說。

“圖片侵權也是很多法律從業者多年關注的問題之一。個人維權難是因為損害事實很難被證明。這也是圖片版權索賠賠償數額低、被侵權人動力低的原因。”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郝明律師認為，權利證據保護技術和取證技術將會隨著科技發展而提高，當圖片首次在網絡公開時，就可以利用相關技術證明權利人的圖片版權，便于侵權取證。此外，還應建立統一的圖片版權組織，授權該組織自動獲得維護圖片權利人版權的權利，建立圖片侵權庫、大數據等，為圖片權利人整體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