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牧野 薛曉路 張一白 陳凱歌 黃建新 管虎 寧浩

昨天，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在中國電影導演中心舉辦了盛大的啟動儀式，宣布定檔2019年國慶檔。影片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制片人，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寧浩、文牧野七位導演共同拍攝，代表電影人獻禮新中國成立70周年。影片講述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歷史背景下，普通百姓與共和國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動人故事。

總制片人黃建新透露，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將目光聚焦于新中國成立70周年重大歷史時間下的普通百姓，通過共同記憶的視角，去回望新中國成立七十年歷程。他談到，每一次和導演們一起討論構想都很感動，每一部短片都充滿打動人心的力量，主創團隊也總結了12個字來概括這部電影，那就是“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

幾位導演也悉數亮相，依次分享了電影的創作初衷，以及自己與祖國相交的切身感受。文牧野導演談到，自己在創作《我不是藥神》劇本期間恰逢“九三閱兵”，他從電視直播中汲取到很大的力量，“我們這一代人的能量來自于祖國的強大。我自己還是電影界的小學生，需要向前輩學習，希望大家看我的表現吧，壓力很大。”管虎導演也說，閱兵那一天真正認識了自己93歲的父親，了解了父親光榮的從軍經歷。“那個瞬間，挺驕傲的，有這樣一位父親。”

寧浩導演回憶起了汶川地震后，他和同事們為災區集體默哀的場景。“在那個時刻，你能感覺到所有人的心是在一起的。祖國這些年的成長，我們都經歷過很多振奮人心的時刻，也經歷過很多很困難的時刻，就是因為我們大家可以團結一致，才能一起走過來。所以我覺得這一次能和幾位導演一起來為祖國做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榮幸的。”

七人中唯一的女導演薛曉路說，自己出生在南長街，童年是在天安門廣場旁邊度過的。“幼兒園有一天正在午睡的時候，我突然被老師叫醒去參加游行，后來才知道那是粉碎四人幫的慶祝游行，長大后我才知道那一天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我們常常用母親來比喻我們和祖國的關系，母親和兒女的關系是什么呢?是冬日添衣，是夏日搖扇，是休戚與共。我們也希望和母親的這一條同行路是平安的，是富裕的，是快樂的，是幸福的。我們也堅信，我們可以陪伴母親，可以攜手共前，可以永遠地走下去。”

未能到場的徐崢導演，通過一段VCR，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印象中最深刻的兩個歷史時刻是1997年香港回歸儀式和奧運會開幕式直播，“當時都是在劇組工作，但祖國的命運牽動著每一個人，我記得劇組特意包了一個房間集體看直播。”

張一白導演的故事也和奧運有關。2008年7月底，他突然被叫去簽了一份保密協議，然后就接到了為開幕式拍攝《我和你》MV的任務，“我帶著激動而神秘的心情，連著一個星期沒日沒夜地干，到了8月8日凌晨兩三點鐘終于把它剪完，六點鐘交到了奧組委，按時完成任務。”他說，目前《我和我的祖國》雖然沒有簽保密協議，但也不能透露太多，只能說會拍得“好看”。

最后出場的陳凱歌導演表示：“七位導演共同拍一部影片，禮敬中華人民共和國70周年華誕，這種事過去沒有做過。但是在我和導演們的深度交流中，我感覺到他們想傳遞的是他們內心所感受到的溫暖，所感受到的激情。七個導演，七部短片，獨立成章。但是我們又有一個共同點，昂揚、深情。我們在這部片子中想表現的，不僅是國家在7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表現艱苦奮斗的平凡的中國人民。活躍在這個片子中的普通的中國人的個體，一旦和燦爛的歷史瞬間相遇的時候，所綻放出來的能量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他回憶，1964年自己還在上小學，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傳來，北京的街頭人山人海，他被狂歡的人群裹挾著從西四走到了王府井，漫天的《人民日報》號外成為他印象中最震撼的一個景象。“20年之后，1984年新中國成立35周年之際，我拍攝了《大閱兵》，我得到了特許，很小的一個攝制組就站在金水橋邊上，看到時任軍委主席鄧小平坐著他的檢閱車，在距離我們大概5米左右的地方駛入長安街。對于我這樣一個曾經當兵五六年的人來說，一下子就淚崩了。真是巧，35年以后，70年華誕，又有機會跟大家合作，我從在座的每一個人身上學到了東西，感受到我們這個時代的風采。”

值得一提的是，七位導演分別代表中國的四個年代，陳凱歌導演出生于1952年，張一白、管虎導演生于六十年代，薛曉路、徐崢、寧浩都來自七十年代，而《我不是藥神》導演文牧野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生于1985年。七位導演凝結著祖國不同時代的力量，將在宏大的歷史視野下，從細節出發，用心、用情、用光影講述每一個“我”和“祖國”的故事，在中國影史上書寫下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