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輪椅堅守村小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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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國安將輪椅移近教學白板，左手撐住扶手維持平衡，右手精確地畫出個大大的圓，然后瞇著眼畫出4條筆直的線，不需要修補，內接正方形很快就畫好了。

若不是親眼所見，圖形工整得讓人很難相信是徒手畫的。

2018年1月19日，小雨淅淅瀝瀝。重慶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龍溪鎮萬家山村小六年級開始了本學期最后一節數學課。一堂課下來，余國安的板書超過200個字符。

除了睡覺，高位癱瘓的余國安每時每刻都坐在輪椅上。他無法行走，無法自己上廁所，也無法一手拿尺、一手持筆畫出正方形。但他寧愿忍受痛苦，也要畫出大到“讓坐得最遠的孩子也看得清”的圖形。

他曾用直尺和圓規畫出完美的內接正方形，喊著口令領學生做操，和孩子們大笑著玩“老鷹抓小雞”。2003年他生日前一天，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改變了這一切，這位鄉村教師從此與輪椅相伴。

當天，他到縣教委領取教師資格證后，返校路過關口柜子巖隧道時，遭遇塌方，大石頭砸中了中巴車的車頂。

巨大的沖擊讓余國安向左前方摔出去，扭斷了腰椎，錯位的纖維環刺傷了大部分的骨髓神經，他的下肢從此沒了知覺。“站起來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了”。

對當時28歲的余國安來說，這場無妄之災過于殘忍。他在床上睡了3年，1000多個日夜里，感覺生命如窗外掛的蘿卜般慢慢風干，失去了光澤，“那種看不到盡頭的無聊和絕望，讓我覺得自己快堅持不下去了。”

就在他遵照醫囑不再長期臥床，嘗試著坐在輪椅上做輕度活動時，傳來一個好消息：2007年，重慶在農村代課教師中招聘公辦小學教師7000名、初中教師1000名。

余國安坐著輪椅通過了考試，在與命運的抗爭中，贏得了關鍵的一個回合。

2008年2月，他回到了魂牽夢繞的課堂。彼時，萬家山村小每個年級都設班，共189名學生。沒料到，2012年，他卻遭遇第二次重大傷害：一個下雨天，他的輪椅滑下操場旁的小溝，無力自保的他左腿嚴重骨折。

醫生在腿骨里植入鋼板，下肢沒有知覺的他在手術時并不覺得疼痛，卻“似乎聽到了自己心碎的聲音，非常痛苦”。

兩度在家康復的漫長時間里，他找到了“心碎”的原因：因為自己胸膛里跳動著的是一顆教師的心。“教師一走上講臺，就像那山梁上的樹，一旦扎下根來，就會本能地越扎越深，直到與山梁生死相依”。

“也許我的教學水平比不過城市老師，但我對教育的愛絕不會少，教室和我的血脈連在了一起。”他說，“我盼望著，一輩子都能教書，能看見孩子們的眼睛。”

在他23年前第一次走上講臺時，這種情感就埋下了伏筆。

他開始代課生涯，淵源于對老師的感恩。他在萬家山村小念書時，李永華老師每天都為他補課，卻不收一分錢。

他念職高的第一學期，母親摔斷了鎖骨，失去勞動能力，他只得輟學回家。不久，患肝硬化晚期的李永華來到他家，紅著眼說不能讓孩子們沒學上。“恩師讓我替他代課，我不可能拒絕。”他接下這擔子，踏實認真地工作，受到學生和家長的一致好評。

在此期間，他順利地通過了成人高考。該班學生畢業后，他外出打工，能掙比代課工資多3倍的錢。但他發現，代課那段美好經歷留在了內心最深處，“沒有聲音比孩子們的讀書聲更美，沒有什么比孩子們的笑臉更動人。”1999年，鎮里招代課教師，他又拿起了教鞭。

在他眼中，教書就是快樂的源泉。可對于更多的代課教師來說，人生卻不乏苦澀。

代課教師這個群體，曾為無數農村孩子按下了改變命運軌跡的快進鍵，他們承擔了許多課程，工作量是城里老師的兩三倍。受惠于“代轉公”的余國安們被視為代課教師中的幸運兒，但他們的“陣地”村小卻沒有同樣的幸運。

村小曾經輝煌過，《義務教育法》的頒布使得適齡學童人數激增，村小幾乎成為偏遠山區基層教育的救命稻草，這里曾培育出億萬名學生。但是，奔涌向前的時代洪流卻將村小逼向了日益尷尬的境遇。

變化來得悄無聲息，卻勢不可當。

就在余國安臥床養病期間，重慶通往湖南的鐵路修進了武陵山區，從他生活的萬家山腳下穿過。很多鄉親務工獲得第一桶金，搬往山外的世界。

隨后修建的高速公路，占用了村里的部分土地，帶來更多的掙錢機會，又一撥山里人離開故園。

萬家山的村子有超過75%的中青年外出打工，多數帶走了下一代，讓村小的生源壓力越來越嚴峻，在落寞中等待著搖曳不定的未來。以龍溪鎮為例，10所村小僅剩5所，數量和規模都大幅度減少。

所幸，2012年，重慶出臺《關于進一步推進中小學布局結構調整的實施意見》，明確要求邊遠山區、高寒地區的村小原則上不得撤并。

即使有了這顆定心丸，村小依然壓力重重。2012年春季，學校還有4名老師和他們“包班”的4個班級，卻在秋季遽然滑向拐點：一個班畢業了，一名老師帶著學生并入了中心校，另一位老師通過招考進入了政府，他教的班級也并入了中心校，只剩下胡英章老師和她教的三年級在偏僻的村莊堅守。

很多年來，胡英章堪稱萬家山村小的中流砥柱。她1983年就開始在這里代課，每月工資僅17元，此后升到23元，1990年是29元，1991年升到31.5元，1996年升到49元，2000年升到83元，2004年“一刀切”地領取300元，直到2007年成功“代轉公”，工資與公辦教師持平。

不同年齡的孩子需要上不同的年級，只有一個年級的學校顯然難以生存。換句話說，此刻的萬家山村小若只剩胡老師孤軍奮戰，頹勢不難預見。于是，余國安腿部骨折稍微好一點，就回到萬家山村小。

僅存的這個班級中，孩子們的情況都很特殊，如果撤并，很多學生或將被迫輟學。

其中一個孩子由曾祖父和曾祖母撫養。這個家庭中的兩位老人命運多舛，兒子結婚不久就病逝了，兒媳離家出走;兩人含辛茹苦將孫子拉扯大，孫子病后留下后遺癥，孫媳杳無音訊。從此，分別80歲和78歲的老夫婦不得不承擔起監護曾孫女的重任，“如果沒有離得近的村小，孩子就只能不讀書了。”

另一位孩子的父親患肝硬化多年，靠文盲母親在外打零工掙錢治病，家里過得異常清苦，卻債臺高筑。2014年秋季，父親帶著孩子報名后的第三天與世長辭，母親不得不回家看護孩子，“無法讓孩子到更遠的地方去讀書。”

一位孩子的父親患腦膜炎發燒后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癲癲狂狂的，連錢都不認識。”母親又有殘疾，只能由75歲的爺爺看護。“孩子還小，沒法走一個半小時去中心校讀書，如果每天坐車，來回得10元車費，我們付不起”。

學生的困境如此讓人揪心，責任心讓余國安又一次回到學校，和胡英章等人一道，守護村小的榮光。

他的努力義無反顧，也顯得有些許悲壯。他須臾不能離開妻子胡明術，需要她背著顫顫巍巍地翻越梯坎。他要教書就必須每天住在學校，只有寒暑假和國慶長假才能回到正常人幾分鐘就能走到的家，妻子也只能住在學校，照顧他的起居。

兩人是經媒人介紹而結合的，感情卻在經年歲月的積淀中變得牢不可破。妻子早上離開學校去喂豬、干農活兒，下午回校為他做飯。

家就在幾百米之外，卻不能回去，余國安毫不后悔。“在家里，我是廢人。”他說，“在學校，能陪伴孩子們成長，人生有意義，我豐富了學生的知識，學生也豐富了我的生命。”

當他還在養病時，便對干完農活兒回家的妻子傾訴“真想回到村小聽聽孩子們的讀書聲”，心里總“感覺少了什么”。

讓他沮喪的是，這種熱愛并非每個人都有。2015年，一位特崗教師來到萬家山村小，看著岌岌可危的土房校舍、比學生還高的野草，這名大學生連學校都沒進去，寧可退還已享受的免費教育費用并支付違約金，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們不能一走了之，村里娃需要有人去點亮未來。”余國安說，留守的孩子不能冒著安全風險，每天披星戴月走幾個小時去上學。“孩子是平等的，山里的孩子也需要教育。就算只有一個孩子，我也愿意為他講課”。

這種信念讓他和學生的關系超越了師生。對孩子們來說，身體殘疾的余老師就像是下雨時撐開的一把雨傘、迷路后一路找尋來的一束火把，或是饑腸轆轆時煮沸鄉味的一團灶火。

太多的事例見證了這份親人般的感情。

10多年前，有學生家遭受突然的變故，父親去新疆后失聯，母親也改嫁了，留下時年13歲、11歲的兄弟倆相依為命。

他與村小負責人商量減免孩子的學費，把自己用過的教科書給他以少交書本費。他種孩子家的地，把糧食給兄弟倆，他出車禍后，妻子仍堅持種了兩年。

那名堅強的孩子念到了高職，如今在成都的富士康工作。他每次回家都會探望余國安，在余表示想學習電腦時，為他寄來了書籍，余也因此學會了電腦。

他對班上孩子的情況了如指掌，總是主動為未聽懂的學生補課，不收一分錢，“恨不得把懂的知識全都教給他們。”

他的事跡感動了中國，上了央視，很多人通過他的講述，知道了孩子們的艱辛，慷慨解囊。

他的班級中，10人獲得了從小學到大學的生活費資助;4人獲得合計900元的零星資助;兩名學生獲得了3000元的資助。全校學生獲得了央視、浙江天麗爾服飾、廣東林氏木業、深圳獅子會、彭水暖風會等的關注和支持……

他所教班級成績一直位居全縣鄉村小學前列，有近20名學生后來考入大學。他關于做人的教導讓孩子們受惠更多，在普遍“缺少見識”的偏僻鄉村，老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更是人生的引路人。

他贏得了家長的信任。

萬家山村小的教室外就是農地，凜凜寒風中，干枯的玉米稈簌簌抖動，但老鄉們從不在課間耕種，而會等到周末，“寧愿少收糧食，也不潑糞，別臭了老師和孩子。”

余國安獲得了第三屆“馬云鄉村教師獎”，42歲的他第一次乘坐飛機去三亞領獎，記者為他講解如何辦理登機時，這個漢子突然定住了，遠遠地看著不斷升降的飛機，眼噙熱淚地喃喃自語：“要是孩子們也能坐上飛機，那該多好啊!”

生日在1月的他，參加了鄉村教師們的集體生日會。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生日蛋糕，第一次看到大海。

在頒獎典禮上，他被推上紅地毯，馬云迎上去俯身和他握手，然后站在他的輪椅旁合影。周圍還有成龍、于丹、孫儷、梁家輝等。那一刻，他是明星。(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田文生)